温州炒煤团成员曝撤离山西根源被倒逼效应击垮0曲轴冲床

温州炒煤团成员曝撤离山西根源 被倒逼效应击垮

“我们的煤矿卖了，卖给了山西太原人，2200万。”1月10日晚10点，正在温州采访的记者突然接到陈治华的电话，语气中略带无奈。

而就在前两天，记者致电陈治华的时候，他还跟记者说，老家那边有几个人想入股他们的煤矿，这样他们的煤矿就有救了。陈治华还告诉记者，虽然这几个朋友以前没有做过煤矿，但他们认为现在入股还是划算的。其中一人已经奔赴云南筹集资金。

“但现在我们的股东已经等不及了。”陈治华虽然是这个煤矿的股东代表，但股份不过100万，在煤矿的最后生死存亡上，他的话语权不多。

陈治华卖矿始末

2005年3月22日，全国煤矿安全改造和瓦斯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。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表示，5类矿井需要停产，4类矿井将被取缔。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月，山西境内4000家煤矿中，有3300家分别被停产或者取缔。陈治华的煤矿被列入停产整顿范围。这一停产，一停就停了8个多月。这8个多月内，陈治华和他的股东们需要做的就是把“五证”给办全了，并申请重新审核。

开采煤矿需要的“五证”包括采矿许可证、煤炭生产许可证、营业执照、矿长资质证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。为办好这些证件，算上之前的投入，差不多已经总投入了3000万。但办全“五证”容易，恢复生产还没有这么简单。陈治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资源费还要交1000万，安全和生产设备的更新和投资至少还要600万。这两项目前是最关键的。后续还要投入的各种费用，包括各种税费和村里的打点费用。

要不要继续投入这1600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

如果不继续投入，煤矿不能恢复生产，这之前投入的3000万就成为沉没成本了。如果继续投入，手头暂时筹不到这么多资金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另外的9个股东一个个离开山西，陈治华依然留守在山西吕凉西北部的兴县煤矿。

当时，陈治华和其他股东们眼前还有两条路可走：一是继续引进新的股东；另外就是卖掉煤矿的承包权。

就在1月8日记者打电话给陈治华的时候，他还略带欣喜地告诉记者，想入股他们煤矿的人还是有很多。因为如果从今年开始，规范化后的煤矿如果能够正常生产，利润还是很可观的。陈治华给记者算了另外一笔账，他们的吨煤成本大概是30元-40元，而以目前市场需求，以及他们煤矿生产的煤种“大卡”(即散热量，煤质好坏的主要指标)看，吨煤的出矿价至少有120元-130元。按年设计生产15万吨计算，一年的纯利润至少1200万。

但原来3000万已经投入的资金怎么折算到新股中，双方存在分歧。包括陈治华在内的原来十个股东认为这3000万应该值3000万。但新投资方不同意，希望可以折价处理。双方就此陷入胶着。这时，原来的几个大股东已经没有了耐心。

“他们的压力也很大，因为他们的钱并不全是自己的钱。现在亲戚朋友们都在打听现在煤矿到底怎么样了。”陈治华如是说，“虽然我们煤矿直接股东就只有10个，但每个股东后面还有很多小股东。”

“所以这两天，我们的大股东们提出要转卖煤矿，我也就没有说什么了。”1月10日晚，煤矿卖了之后，陈治华对记者说。

卖煤矿一事进展极其顺利。

“我们提出的价格是2400万，但最后没有经过多少讨价还价，一个太原老板以2200万成交了，现在山西老板有钱啊。”陈治华叹了一口气。

金字塔模式“倒逼效应”

事实上，许多温州“炒煤团”成员自有资金并不大。甚至可以说一个煤矿的直接股东有多少，背后就有多少条资金链。每一条资金链又以股权投资为主，借贷相辅。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以股权融资为主的资本结构。

2000年，在山西承包一个年产值15万吨的煤矿，承包费只有80万每年，两年后窜升至430万每年。温州“炒煤团”大规模进入的时间恰好在这之后的2003年、2004年。当地人依靠转让“承包权”便可坐拥高额利润。而相应的，温州“炒煤团”进入煤矿的成本却不下1000万，包括承包费至少500万，还有其他必要的花销，比如安抚村民、打通各种关节(政府检查部门、煤质的检测部门)等。

1000万即使对于富甲一方的温州人来说，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现金也并不容易，只能通过民间融资。

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调查发现，温州的民间借贷关系以个人之间的借贷为主，借贷期限以6-12个月居多。但这样的借贷期限显然不能满足准备长期投资的“炒煤团”的资金需求。因为在2000年以前，国内的煤炭价格还仅仅维持在20元-30元之间，与采煤成本差不多，没有短期炒作的空间和短线操作获利的可能。

长期借贷不成，那就只有相邀入股，同股同酬，年底分红。

以陈治华的煤矿为例。2000年，煤价大涨的“前夜”，陈治华年仅22岁，还没有多少积蓄。陈治华看中的煤矿年设计生产15万吨，每年的承包费仅仅80万元，但对陈治华来说已经是很大一笔数字了。陈治华找来了包括他姑父在内的10来个亲戚和朋友，每人认领一定的投资额，也就是相应的股份额。平摊下来每个人也就8万元。这10来个股东被认定为一级股东。

但实际情况是，陈治华还是拿不出这8万元，于是他就再找朋友和亲戚在他的股份认领一个数额，但这些人不过问煤矿的生产经营，不参加股东会议，他们的权益都由陈治华代理。到此为止，这个投资结构已经形成了两个层级。新增加的我们称之为二级股东。依此类推，如果投资的煤矿规模越来越大的话，就会有三级、四级甚至更多级的股东。

由于层级数越多，金额越小，那么那些没有多少钱，但胆子稍微大一点的人就可以拿房子到银行抵押贷款、也可以通过民间借贷间接参与“炒煤”。反过来，参与的人越多，温州“炒煤团”的规模和团数也越来越多。

据由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等相关部门调查撰写的一份《关于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炭产业的情况报告》的数据披露，截至2005年初，在山西的温州“炒煤团”大约有300多个，累计投入资金30个亿。但在民间盛传的投资数比这个数至少要高10个亿。仅陈治华的老家平阳县顺溪镇，这个不到17000人的小镇，当地就流传有10来个亿民间资金流向山西。而据陈治华透露，与2000年相比，由于各种费用水涨船高，他的煤矿资本额已突破了3000万，他这个煤矿的投资层级也从二级股东发展到好几级股东，参与的人已经不限于顺溪人，还吸纳了泰顺、苍南等周边县乡的资金。许多投资者都是当地农民。

收益性、安全性、风险性是资本逐利过程中的本能要求。温州“炒煤团”资本也不例外，尤其是处于资本链条末端的投资者。

于是，在风闻温州“炒煤团”在山西的日子不好过之后，倒逼效应开始显现。

“温州人的信用比较高，一对一的直接融资方式，直接借贷很少出现问题。”温州市前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津龙向记者表示。温州人不怕自己做生意亏本，怕的是把亲戚朋友的钱亏了，就无颜见江东父老。

“我现在都不敢往家里打电话。家里人听到煤炭两个字就害怕，我也害怕听到他们说今天谁谁来打听我的情况。”1月8日，记者打电话给陈治华的时候，他在等待中透着忧虑。

“去年春节，我们顺溪满大街都是奔驰宝马，车牌号清一色‘晋’字开头，周边的亲戚朋友都跑来看。”陈治强，陈治华的堂弟，对记者描述道。“但我不知道堂哥今年还能不能回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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